按天十倍配资 “兵家必争之地”，争的是什么？

《孙子兵法》言：“地之道也，将之至任，不可不察也。”在冷兵器时代，地理条件及用兵者对地理的认知，很大程度决定了战争的走向。古代战争多集中在所谓“兵家必争之地”按天十倍配资，亦可称之为“衢地”（四通八达之地）或“枢纽地区”。宋杰教授的《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》（第3版），通过详实分析，带领我们从地理维度全面审视战争，对读者理解军事史、政治史、地理学都颇有助益。

何以为天下之枢

中国的古代战争可以分为边境战争和内地战争，内地战争因为王朝易代等原因，相当频繁地发生于战略枢纽地区。东西对立时，交会点往往是豫西走廊，以洛阳为中心，东至荥阳，西至潼关，南、北分别延展至南阳盆地和晋南地区；南北对立时，主要争夺的是淮南和荆襄沿线，尤其与水文条件密切相关。

中国幅员辽阔，为何偏偏这些地方成为必争之枢纽呢？大体有三点原因：其一，与基本经济区相连。战争是政治的延续，由经济决定长度和烈度，在古代更是如此。所谓“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”，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模式下，中国的基本经济区，亦即能够提供足够战争资源的地区，无外乎关中、山东、江南等几个地区，数个经济区之间的连接通路，自然意义非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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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二，枢纽地区必然位于水陆交通干线之上。开阔平坦的四战之地，利于大会战的开展，却难以扼守，所以咽喉之处常位于山区或水域。山地利于防守，即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效果；水流利于运输，无论是士卒快速集结，还是粮草后勤成本，水路都是最佳解决方案，因此水网汇聚之处或河流沿岸渡口，一定会被反复争夺。

其三，铁制兵器是春秋时期之后古代战争的主要军事装备，其对城池壁垒的破坏力有限，因此，如果能将有利地形与城垒等工事结合起来，就能获取战场主动权。枢纽地区的城市和堡垒都曾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，比如著名的函谷关、虎牢关、玉璧城等，在冷兵器时代，都是对攻方而言难以逾越的障碍。

在宋杰看来，战争枢纽的作用也随时代而变化：春秋时期，枢纽由点到面；战国时期到东汉，逐渐从平原转移至山区；魏晋南北朝持续发展，最终在隋唐达到巅峰；两宋开始转移衰落，直到明清时期更加衰落。

纵观全书十九个章节，不难发现，无论是一国还是一将，对地理条件的认知，影响了战略和战术的选择，而在枢纽地区的大战，甚而能决定王朝气运。以下我们可以从战国七雄的战略得失、秦汉的东西对立、周齐的相互攻伐，窥见地理历史的奥妙。

西汉初年“五关”示意图

魏国：成也枢纽败也枢纽

魏国是战国时期最先强盛的国家，而其兴衰正与地理要素紧密相关。三家分晋后，魏国拥有了黄河中游两岸的土地，相比于韩、赵两国，魏国土地水源和矿产丰富，而且交通便利，处于各国之中，黄河上最重要的三处渡口陕津、河阳、延津都在版图之内，东、西沟通的两大干线豫西通道和晋南豫北通道，也都处于魏国控制之下。

坐拥地利的魏国选择了正确战略，始终维持三晋联盟，共同对外作战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依次打败对手。在魏文侯出师30余年后，魏惠王将首都从安邑（今山西运城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显示出开拓中原的决心。宋杰认为：魏文侯、武侯根据地理条件，正确决定了主攻方向和用兵次序，先后打败了秦、中山、齐、楚等国，为霸业奠定基础。

然而，魏国由盛转衰的速度也很惊人。大梁处于豫东平原，资源更易集结，但同时是易攻难守的四战之地。加之没有处理好与韩、赵的关系，魏国在数次大战役失败后走向没落。与其同时，秦国后发制人，大力发展，而在秦王统一天下的征程中，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攻占魏、韩之地。

衰落的魏、韩两国是合纵连横思想的发源地，当魏国不再具有支配力，那么身处枢纽的位置反而会引发诸国的觊觎。齐、楚、秦作为三大强国，分别采用各式手段控制魏、韩。然而，齐、楚两国虽都能意识到逐鹿中原的必要性，却没有像秦国一样贯彻到底。它们的战略是什么呢？齐国居于东方，与秦国不接壤，秦、魏之间的战争，对齐而言，只是不希望任何一方大胜，互相抵消又维持平衡。楚国北方战线纵贯千里，过于宽大，基本处于防御状态，因此把东方、南方作为主要扩张方向。

宋杰认为，齐、楚两国偏离魏、韩这一枢纽地区，在主攻方向上出现严重错误。魏、韩深沟高垒，攻取难度大，但也是统一海内的必由之路。齐、楚的失误在于，仍认同春秋时期的霸主逻辑，缺乏一统天下的决心和魄力。

相比之下，秦国对魏、韩的攻伐更加迫切。在马陵之战后，秦军在北方方向，占领了魏国的河西、上党地区，也就是将关中防线推至黄河以东，获得立足点。中部方向上，秦国在豫西走廊西端，经过数月苦战，攻下要塞宜阳（今河南洛阳），打通整个通道，由此在函谷关设防，获得了攻守的战略主动权。南方方向没有与楚国直接交锋，而是守住武关，扩展巴蜀地区。

秦国在枢纽地区的持续用兵，使关中成为可以与关东抗衡的地区。秦国控制了东西方向的三条干线：晋南豫北通道、豫西通道、商洛南阳通道。其中，尤其以函谷关所扼守的豫西通道最为显要，因其路途最短、不涉江河、离诸侯国的大城市很近。

公元前270年，范雎推动施行“远交近攻”策略，秦国将主攻方向调整至赵国，最终在北上消灭赵、燕后，又调转方向完全攻占魏、韩，这种动态灵活的调整，也是基于对地理条件的深刻认知，做出合理判断。

“关中制山东”战略

秦朝与西汉均把关中地区视作王朝根本。作为大一统王朝，全国的防御计划和兵力部署，既有政治考量，也有军事要素，更确切地说，秦、汉时期的“以关中制山东”（“山东”为古代地理概念，指崤山以东地区）政策，便是从国家战略考量，最终建构军事战略的典型。

秦、汉朝廷判断军事威胁来自关东，此处所说的关中、山东或关中、关外，都是一条更长的分界线，不再局限于函谷关或崤山。据西汉初年的《关津令》所载，从黄河诸津到临晋、函谷、武关、郧关、扜关绵延千里，构成了完整的“五关”界限。

五关的存在，首先是防止关中与山东之间的人员非法流动，这无疑是担心自由流动引发叛乱；其次是所有过关的物品都会被收取关税，此外，金、铜、铁、马匹等重要物资受到严格的限制，不能自行流通。在军事上，西汉王朝扩大了防御纵深，不仅继续在荥阳设置敖仓，大量储备粮食，还在洛阳建设武库，直接由朝廷管辖。在制度上，在汉高祖同姓封王的思路下，大汉领土实际上有“亲疏之别”，分别是关中核心区、关外直辖地、关外王国，其中“关外直辖地”构成军事缓冲区，或者说是一道有力的关中屏障。

这种隔绝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，但如果联想到秦、汉两朝的建国史，便不难理解统治者对关东的忌惮。然而，秦朝据关而治，依然落得身死人手的结局；西汉七国之乱，却能迅速出关平叛，同一战略不同结局，值得我们深思。

政治方面，以关中制山东的假想敌包括旧贵族、富豪地主与诸侯王，若是这些人对抗中央，自然是以弱抗强，关中在一系列部署后，拥有较大优势。但秦朝、王莽新朝都是残酷暴虐，民怨沸腾，以山东全民之力而反叛，则难以抗衡，毕竟山东地区从人口到经济上的体量，都要大过关中。军事方面，秦朝认为关东叛军不过是乌合之众，于是主动出击，大量主力被歼灭于关外，没有依托五关而死守，因此精心营造的枢纽并未完全发挥优势。

随着东汉的形势转变，“以关中制山东”策略也发生改观。光武帝夺取天下，主要依靠河北地区的人力、物力，所以他没有“关中才是根本”的观念，自然也不再把关东视作假想敌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赤眉、绿林等军事力量反复蹂躏后，关中地区此时残破不堪，早已丧失往日繁华。另一方面，西汉时期，长安系京师所在，皇亲、官僚、军队、移民，人口数量极为庞大，漕运粮草的成本与日俱增。

北齐北周胜负手

源自北魏六镇之乱后的东魏、西魏，以及承续其嗣的北齐、北周，主要在北方进行了大规模对抗战争。双方的反复拉锯，无不体现着地理条件的重要性。

东、西魏主要争夺的是河东地区（以运城为主体的周边地区）。这一时期，东魏高欢以晋阳（今山西太原）作为军事中心、邺城（今河北临漳）作为政治中心，西魏宇文泰以长安为中心，这三个地区构成三角形，而沟通南北东西的河东地区，便成为三角形的中心点。此外，河东地区自古物产丰富，更有额外的经济价值。

东、西魏扭转强弱对比的沙苑之战，源自东魏的崤函与河东地区相继沦陷，高欢率领20万大军发起反攻，在蒲津渡河后，宇文泰在渭曲利用复杂地形，大败对手，最终使东魏付出“丧甲士八万人，弃铠仗十有八万”的惨重损失。这一战役的转折点意义，不仅在于消灭了有生力量，更使西魏全取河东地区，从战略上由守转攻。

宇文泰在河东笼络当地大族，发展经济，重新确立重点防区，其中，从后见视角看，最重要的是修建玉璧要塞（今山西运城稷山县），这座要塞处于汾水之上的台地，有着切断东魏后方补给线的功能。公元542年、546年，高欢两次亲率大军攻打，在第二次惨败后，死者七万，高欢自己也病重而死。

承续东魏的北齐后来政局混乱，民不聊生，承续西魏的北周于是开启攻伐计划，企图消灭对手。在公元576年灭齐之役前，北周的主攻方向仍是豫西通道的崤函与洛阳，其间战况不佳。这是因为河洛平原增援比较容易，高欢此前确立晋阳为军事中心，就是考虑到南下发兵可以迅速支援河洛，事实验证了高欢的远见，北齐始终没有完全控制洛阳地区。

直到公元576年，周武帝吸取之前的教训，决定以河东地区作为主攻方向，攻陷晋阳的门户晋州（今山西临汾），并以逸待劳，消灭来救援的北齐军队，乘胜东进，最终攻略邺城。

来源：北京晚报

作者: 赵慕宇按天十倍配资

发布于：北京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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